
随着 AI 领域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激增,关于该行业是否会重蹈 2000 年互联网泡沫覆辙的争议日益激烈。美银全球研究的调查显示,54% 的基金经理认为 AI 股票已处于泡沫区间,38% 则持反对意见,这种分歧折射出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与风险的复杂判断 —— 一边是基础设施与芯片领域的巨额投入,一边是投资者对 “热情消退、回报不及预期” 的担忧,AI 行业正站在 “技术变革红利” 与 “市场过热风险” 的十字路口。
当前 AI 行业的发展轨迹,与互联网泡沫时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,这成为 “泡沫论” 的核心依据。思科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本・道森(Ben Dawson)指出,大规模技术变革往往遵循 “早期狂热 — 重金投入 — 市场回调 — 价值沉淀” 的规律,如今的 AI 热潮与互联网初期的炒作如出一辙。例如,当前大量资本涌入 AI 基础设施(如数据中心、芯片),即便尚未形成广泛的实际需求,投资者仍押注未来 adoption 会支撑前期建设 —— 这与互联网泡沫时期 “盲目铺设光纤网络却闲置” 的情况高度相似,若 AI 需求增长放缓,部分投资可能沦为 “搁浅资产”。此外,早期 AI 创业公司也呈现出 “估值虚高” 的特征:新加坡主权基金 GIC 的首席投资官布莱恩・杨(Bryan Yeo)提到,许多初创企业营收微薄,却凭借 “AI 概念” 获得极高估值倍数,这种 “营收与估值脱节” 的现象,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.com 公司如出一辙。
不过,多数专家认为 AI 与互联网泡沫存在本质差异,核心在于技术价值与行业根基的不同。首先,AI 的技术实用性已得到部分验证:亚马逊、微软等企业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、提升客服效率,实现了可量化的业务价值,而非单纯依赖 “概念炒作”;其次,AI 投资的债务依赖度低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 – 奥利维耶・古兰沙(Pierre-Olivier Gourinchas)指出,当前 AI 投资多为股权融资,而非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杠杆债务,即便市场回调,也难以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;再者,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长远必要性,思科云与 AI 基础设施负责人西蒙・米塞利(Simon Miceli)认为,当前的 AI 基建投入是为 “AI 工业化” 铺路,并非盲目扩张 —— 尽管短期可能存在产能过剩,但随着应用成熟,需求终将匹配供给,这与互联网泡沫时期 “无实际用途的基建” 有本质区别。
各国政府的政策干预,也为 AI 行业的发展注入了 “稳压器”,不同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 “自由放任”。美国两任政府(特朗普与拜登时期)均将 AI 视为经济实力与国家安全的核心,通过补贴、政策倾斜推动私人部门创新;中国采取 “国家主导” 模式,定向扶持本土 AI 企业,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;欧盟则在严格监管的同时,推出 “AI 大陆行动计划” 与 10 亿欧元的 Apply AI 基金,平衡 “风险防控” 与 “产业竞争力”。这种全球层面的政策协同,既为 AI 行业提供了资金与政策支持,也通过监管降低了 “无序扩张” 的风险,避免泡沫过度膨胀。
企业与投资者的应对策略,成为决定 AI 行业能否 “软着陆” 的关键。从企业角度看,存活过互联网泡沫的亚马逊等公司的经验表明,“技术与业务价值绑定” 是核心 —— 当前部分企业已摒弃 “为 AI 而 AI” 的思路,转而聚焦具体场景(如 AI 优化库存、智能客服降本),这种 “务实落地” 的策略可降低泡沫破裂的冲击。从投资者角度看,市场呈现 “谨慎乐观” 特征:瑞银(UBS)策略显示,约 90% 认为 AI 市场过热的投资者仍持有相关资产,表明多数人相信行业尚未见顶,但也在调整持仓结构 —— 例如减少对 “纯概念” 初创公司的投资,转向有实际营收的 AI 基础设施企业(如芯片制造商、云服务商)。
行业对 AI 泡沫的担忧虽有道理,但多数专家更倾向于 “周期调整” 而非 “彻底崩溃”。高盛经济学家约瑟夫・布里格斯(Joseph Briggs)认为,当前 AI 基建投入仍具备经济可持续性,长期投资逻辑未变,只是技术迭代快、供应商易替换,导致 “最终赢家尚未确定”;OpenAI CEO 山姆・奥特曼(Sam Altman)也承认市场存在过度兴奋,预计部分投资者会亏损,但也会有投资者获利,这符合技术泡沫的历史规律。正如本・道森所言,每一次重大技术转型都会经历 “炒作 — 回调 — 整合” 的周期,最终留下的技术与模式将重塑行业数十年 ——AI 的长期价值毋庸置疑,关键在于市场能否平稳度过 “过热期” 的阵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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